{page.title}

117万天价律师费法院是否支持?附最高院判例大

发表时间:2019-10-06

  针对最高院院长信箱对“关于国家考虑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问题”的答复:目前,规范律师费收取的主要依据是国家发改委、司法部2006年共同颁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发改价格〔2006〕611号)。

  根据该办法,实践中主要采取“谁请律师谁花钱”的做法,即胜诉方承担自己聘请律师的费用,这对规范律师服务收费行为,引导当事人理性维权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然而,“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具体承担标准如何尚未明确,是否将以律所开票金额为依据?复合型的收费标准(固定收费与风险代理相结合)是否得到法院支持等问题,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

  委托代理合同为诺成性合同,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当律师积极勤勉地履行了代理职责,当事人应按约支付律师费。在“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案件中,委托人出于律师费由对方买单的心理,很有可能与代理律师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达成“天价律师费”。对此,“天价律师费”,法院裁判导向是以实际产生的律师费为准,若因签订采取的风险代理方式,属于附条件的约定,需要根据实际回收的为现金或非现金以及金额价值的不同阶段,按不同的比例计算。因此,可待实际发生后(即风险代理费实际支付完成)另行主张。

  一、2013年12月9日,经曹忠保荐,李强、杨娟以房地产开发急需资金为由提出向吴晓光借款,为此,吴晓光与李强、杨娟、光辉鞋业公司、安铭实业公司、曹忠六方签订了一份《借贷合同》,约定,李强、杨娟向吴晓光借款人民币5000万元整;借款期限为壹年,以吴晓光实际放款时间起算;利息按年息50%计算,即年利息为2500万元整(利息不包括税费,税费由李强、杨娟承担)。

  二、违约情形,如李强、杨娟违约,吴晓光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大丰收一肖一码,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李强、杨娟承担;光辉鞋业公司、安铭实业公司、曹忠对李强、杨娟履行本合同的全部义务向吴晓光提供连带责任的保证担保;

  三、管辖情形:本合同在履行中发生任何纠纷协商不成,由江西省内的人民法院裁定。

  四、合同签订后,根据合同约定及李强、杨娟的付款委托,吴晓光委托江西电联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将借款5000万元分四笔转入了光辉鞋业公司账户。

  五、然而借款到期后,李强、杨娟却不按合同约定归还借款本息;光辉鞋业公司、安铭实业公司、曹忠也迟迟不按合同约定履行其连带清偿义务,吴晓光多次催讨无果。

  六、为实现自身合法到期债权,吴晓波诉请法院判决李强、杨娟立即向吴晓光清偿各款项共计8182.3828万元【其中借款本金5000万元,利息3065.28万元(利息从实际借款之日起暂计算至2015年4月8日止,最终计算至全部本息还清之日止),律师费117.1028万元】,光辉鞋业公司、安铭实业公司、曹忠对上述各款项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七、“117.1028万元”天价律师费由此浮出水面。由于本案我们聚焦探讨“天价律师代理费”的裁判要义,因此,在下述剖析中,我们将对案情简明扼要,点到为止。

  《借贷合同》约定了如李强、杨娟违约,吴晓光采取维权措施所产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调查费、诉讼费、律师费等由李强、杨娟承担。吴晓光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其应支付的一审律师服务费20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2018香港历史开奖记录智能走势图2019年三级安全评!李强、杨娟、杨璐认为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未开具发票,不应支持吴晓光的该项诉请。

  本院认为,《借贷合同》中约定了如李强、杨娟违约应支付吴晓光维权所产生的律师费等费用。吴晓光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一审代理费用为20万元,委托合同为诺成性合同,双方签订即发生法律效力,且中矗律师事务所已经履行了代理职责,吴晓光亦应按《委托代理合同》的约定支付律师代理费。故吴晓光主张的律师费1171028元无事实依据,但20万元律师费有合同依据,应予支持。

  1、认为律师费不能当然理解为败诉方(有过错方)承担。是否聘请律师是当事人的权利,而不是必须行为,法院不应因当事人是否聘请律师而改变案件审理结果,因此聘请律师与提起诉讼并不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2、我国现行有关规定对律师收费标准没有统一,且当事人和委托律师之间可自行协商,因此由法院界定收费的准确性有很大难度。

  最高院的认定与江西高院的一审基本一致,但是在认定中补充了一条:吴晓光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其应支付的一审律师服务费20万元,实际支付10万元。然而,仍然维持了江西高院一审对于律师服务费20万的判决。

  1、原告通过诉讼方式实现其债权,为此支付了律师、诉讼等相关费用,根据涉案借款合同的约定,该费用应由被告负担。

  2、原告与律师事务所之间有《委托代理合同》,签订即生效且已经履行代理职责,法院判决被告承担原告为实现债权而支出的律师费用具有事实依据。

  3、至于律师事务所是否开具发票,与被告依约承担的律师费用不具有对等关系,被告以受托人未开具发票作为拒绝承担律师费用的不予支持。

  在江西高院一审判决书中,只提及了原告在起诉状中算出的天价律师费为117.1028万元。但在审理中完全忽视这一重要因素,最终认定的律师费为20万元,也是根据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一审代理费用。然而,针对有零有整的律师费金额,为何江苏高院不进行解释认定?不禁让人产生诸多猜测。

  律师代理诉讼案件的收费方式常规只有两种,一种是固定收费,一种是风险代理。

  如果本案是固定收费,约定了一审律师费为20万元,用117.1028万元扣除20万元,那么后续二审、再审、执行费用加起来为97.1028万元,这完全不符合律师实务的收费逻辑。好比,律师咨询费为500元/次,然后你告诉委托人,第二次收费783.3218元,这样不仅让委托人产生误解,甚至会怀疑这律师是不是有问题。因此,在固定收费方式上,天价律师费的由来不符合律师收费逻辑,且缺乏事实依据。

  如果本案是风险代理,即律师按照委托人实际取得的款项的一定比例收取律师代理费。那么,本案标的额约为8000万元,收费117.1028万元律师费,所占比例约为14%,是符合风险代理的收费标准的。但是又产生了一个问题:“既然风险代理,那么合同中为何又约定一审代理费为20万元”。

  2、“117.1028万元”律师代理费是否为固定收费与风险代理相结合的产物?

  承接上述问题,如果是全风险代理,则一般不会另行约定每一个审判阶段的收费金额。那么本案中,吴晓波与与江西中矗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委托代理合同》可能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半风险代理合同(前期交一部分的律师办案费,最后按实际取得款项的一定比例支付律师代理费),而是一种既约定每一个审判阶段的固定收费,又结合实际执行情况进行风险提成的收费方式。而在江西高院与最高院的判决中,没有任何关于解释此收费方式合理性的问题,那么,可推断出此种收费方式最起码是不违反现行法律规定的。

  3、若为“既约定每一个审判阶段的固定收费,又结合实际执行情况进行风险提成”为律师服务收费方式,是否能有效适用于对此类律师费可由“败诉方”承担的纠纷案件?

  律师费由“败诉方”承担的前提,往往是双方在预防纠纷时形成的“追责合意”,既不违反现行法律法规,又基于真实意愿表达,对合同双方具有约束力。然而,在此基础上,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时,不可避免的遇到“该如何签订合同,如何确定收费方式及标准”的问题,而本案不免为律师同行们带来一点启示,在不违反律师收费管理规定的基础上,收费方式能更人性化、定制化,去满足客户的需求,同时也一定程度降低代理风险,因为毕竟前期收取了一定律师代理费。

  最高人民法院判例的意义在于,支持败诉方替胜诉方承担为实现债权而需要承担的律师费,鼓励合作方诚实信用,增加违约者的违约成本。委托人能一定程度上提升对代理律师的信任,其支付的律师费也仅仅是“预先垫付”,最终还是由败诉方来“买单”。因此,委托人可以大胆地聘请律师代理维权。

  1、律师在代理此类案件中,其收费标准必须符合法律规定,若采取固定收费,应按当地物价局发布的律师收费标准进行收费。若采取风险代理,应符合2006年发改委与司法局联合发布的《律师服务收费管理办法》中风险代理的收费规定,最高收费金额不得高于收费合同约定标的额的30%。

  2、律师若采取复合型的收费方式(固定收费与风险代理相结合),则只认可已经实际发生的费用,若《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计算方式但尚未实际发生的,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引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5号民事判决书”

  律师代理费属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在合同中明确约定的实现债权费用。二审中,双方当庭确认,2120230.06元律师代理费并未超出《云南省律师服务收费行业指引标准》,但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与云南刘胡乐律师事务所签订的《委托代理合同》约定的代理方式为一般风险代理,《委托代理合同》中约定的律师代理费计算标准“甲方按照乙方回收现金的具体数额分段确定代理费”,区分了:实际回收现金金额在8735万元以下的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7%支付律师费;实际回收现金金额超过8735万元不足1.747亿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9%支付律师费;实际回收现金金额超过1.747亿元的部分,超出部分按执行实际回收金额0.8%支付律师费;回收的为非现金的,按一定比率折算为现金确定代理费;以及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利用自身资源达成诉讼或执行和解的,对前述律师费按照60%支付等五种情形。

  故华融资产云南公司除实际支付的前期费用10万元外,剩余律师代理费的计收为附条件的约定,需要根据实际回收的为现金或非现金以及金额价值的不同阶段,按不同的比例计算。

  因此,华融资产云南公司为实现本案债权而需要承担的律师费尚处于不确定状态。故对华融资产云南公司已经实际支出的10万元律师代理费应予支持,对《委托代理合同》约定了计算方式但尚未实际发生的,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主张。

  原告吴晓光为与被告李强、杨娟、东莞光辉鞋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安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曹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赣民一初字第12号判决书】

  原告吴晓光为与被告李强、杨娟、东莞光辉鞋业有限公司、东莞市安铭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曹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6)最高法民终613号判决书】

  云南城投昆明置地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云南省分公司保证合同纠纷一案二审民事判决书【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终25号判决书】